第二天赵跃进帮我收拾了行李，行李不多，比我来的时候还少，真不知道我这几年怎么混的，啥也没攒下，连袜子都还是来的时候穿的那两双，补了又补，袜底几乎有一寸多厚，不需要脚的支撑，能够自行站住，远看过去好像一双断脚，着实吓人。
　　
　　收拾好行李后我和赵跃进搭农场的汽车去昆明火车站，赵跃进要把我送上车，说我一个人走他不放心，我也不想跟他争论我们俩谁更让人不放心，送就送吧，我们哥俩五年来没分开过，现在乍要分开，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大概是所谓的亲情作祟吧，此人虽然呆头呆脑，但是毕竟是我五哥，而且自从他说决定留在云南，我对他不免心生钦佩之情，要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活下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自问没有这种勇气。
　　
　　因为人都走的差不多了，所以农场去昆明的卡车人很少，我坐在车上，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心中感慨万千，成片的橡胶林从我眼前飞速划过，我想起一个什么人说过美国的铁路，每根铁轨下都埋着一个爱尔兰人的冤魂。这个比喻也许有点夸张，可是这些橡胶树下的确埋着我们知识青年的血泪甚至生命，罗晓娟、韩智敏班长，还有三花。如今我离开他们了，希望他们的灵魂不会太寂寞。
　　
　　昆明火车站像个难民营，广场前面密密麻麻有上万人。我本以为知青们都走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滞留在这里，后来我们打听了一下，有个知青告诉我们说是车站运力有限，难以承受这么大的人流量，所以导致许多人留在车站等车。我们拼了命往车站里挤，等挤到车站里的时候，我和赵跃进全都满头大汗，感觉五脏六腑全都错位了，这时候要是把我们平放在地上，就是一张阿拉伯地毯。
　　
　　这一次我运气不错，刚好赶上有一辆火车要往我家里那个方向开，虽然不是直达，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赵跃进把我从车窗塞进车里，我伸出脑袋跟他道别，我毕生跟别人道别没像这次这么痛苦，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我站在那个小桌旁边，脚下身边头上都有人，我只好从我头上那哥们的裤裆下面把头伸出去跟赵跃进挥手，这个哥们受压过度，为了减小自身体积，不停的从一个部位排出气体，这些气体几乎毫无阻拦地直接喷在我的头上，甚至把我的头发给吹成了中分。后来我发誓此生绝不允许别人再在我头上干这种事，谁都不行！
　　
　　本来充满悲情气氛的告别场面由于周围环境的压力变得狼狈不堪，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用气急败坏的声音跟赵跃进喊：“保重！”赵跃进也急赤白脸的朝我喊：“一路顺风。”脸上的表情象在骂人，这算是哪门子的道别？
　　
　　火车终于开了，我从那哥们的裤裆中把头拔出来，抬起头就骂：“草你妈逼。”这位仁兄倒是好脾气，上面一言不发，只从下面发出“不，不”的拒绝声。
　　
　　我在车上立成一根人棍，心里激动万分，终于要回家了，家里现在什么样？我爹我妈都还好吗？赵争鸣怎么样了？赵援朝回家了吗？赵四清和赵红兵都长大了吧？他们问起赵卫国，我该怎么说？这些念头在我脑袋里乱作一团，使我完全神游天外，忘记自己身处何处了。还好有个哥们把我拉回现实，这个兄弟趴在我背上，大概是忍无可忍，终于放松了他的膀胱，我只感觉大腿上一阵暖意，回头一看，这位兄弟正冲我憨厚的笑着。我也顾不得急眼，心想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遂照猫画虎给我前面那位仁兄也暖了一下大腿。
　　
　　车子不知道走了几天，车厢内的气味精彩纷呈，令我终生难忘，要不是我平时也不太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我想我是要死在这回城的最后一步上了。好在旅途再艰难，也总有到头的时候，我终于到站下车了，确切的讲是被人扔下来的，到站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声我要下车，就有人打开了车窗，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呢，我已经四仰八叉平躺在站台上了。我爬起来向火车挥挥手，转身出站，出站口有个长得像螃蟹的检票员，伸出手一脸鄙夷的问我：“票呢？”我看着她说：“什么票？老子是知青！”螃蟹一听，手立即缩了回去，乖乖闪开通道。我大摇大摆走了出去，听见她在后面小声骂：“妈了个逼的臭知青，怎么不死在外头，回来干什么？”
　　
　　我听见她骂，不但没生气，心里还得意洋洋：老子就不死在外头，老子就回来了，你们他妈的怎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