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想法确实幼稚，哪有严重到要死的地步？日子是艰难点，可也不至于艰难到活不下去的地步，现在我回城快20年了，过的日子并没有比在云南的时候好多少，甚至有段时间过得还不如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呢，可我依然恬不知耻的活着，从来没想过要弄根麻绳把自己勒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在如今即将知天命的我看来，还真他妈的有道理。
　　
　　我要说生活这个东西还是挺会玩人的，它在就要把我们通通玩死的前夕，又给了我们一颗希望的泡泡糖，让我们自己吹泡泡。这里需要明确一点，这个希望的泡泡可是要我们自己吹的。
　　
　　这个泡泡起始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相信这件事很多人都清楚，我还想讲一遍。78年11月，一个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要生孩子，生孩子是件喜事，值得庆祝，可她犯了一个错误，她想到分场医院去生这个孩子，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一样，分场医院的医生弄死人比治好人拿手，杀生比接生在行，一个小小感冒到了他们手里就有可能致你于死地，更何况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要是我生孩子（当然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他妈的宁可自己给自己接生也不去找分场医院的医生。不知道当时徐玲先是怎么想的，总之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去了分场医院，分场医院一个姓成的医生接待了她，这个成医生是革命“红医班”毕业的，正式挂牌看病的时候连手术刀和水果刀都分不清，平时喜欢喝两杯小酒，看病的时候嘴里含一口酒往医疗器械上一喷就算是消毒了，有时候舍不得酒也就干脆不喷了，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成医生跟杀猪的屠户唯一的区别就是——杀猪的没有他这么狠。
　　
　　徐玲先上午十一点多到的分场医院，此时成医生刚刚喝过开胃小酒，神智还算清醒，他消毒了一下器械（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消毒法），找了个大婶帮忙，该大婶也曾替人接生，算是成医生的医疗顾问吧。两个人准备好家伙，静待徐玲先的小宝贝降生，可是这个小孩却很讨厌，呆在他妈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成医生每天都有很多应酬的吗？这孩子实在是太不体谅我们敬爱的成医生了。
　　
　　等了一下午这个讨厌的小孩也没有要出来的动静，这令成医生大为光火，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一下午了还不出来，还让不让人吃饭了？成医生肚子里的酒糟早就不答应了，一个劲催成医生赶紧整两杯，成医生拗不过酒糟，只好跟他的医疗顾问（接生大婶）交代了一下说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生不出来，我还是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去家找我。交代完了以后就急匆匆走了。
　　
　　成医生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回来，徐玲先却出了问题——难产，接生大婶哪见过这个阵势，连忙去找人，人是找来了，徐玲先又出现大出血，几个人赶紧把徐玲先抬起来送总场医院，徐玲先没能挺到总场医院，和她尚未谋面的孩子双双死在了路上。
　　
　　死了就死了吧，当时治死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让你挺不住的？这也怪不得成医生，因为成医生此时已经喝多了，躺在分场的伙房里人事不省，只比死了的徐玲先多口气而已。
　　
　　但是徐玲先的同乡和战友们似乎不太愿意，他们跑到总场医院吊唁，还要开追悼会，说什么要改善知青医疗条件，惩治凶手。凶手这会儿酒还没醒呢。第二天总场医院要火化尸体，知青不答应，把场部医院给包围了，还开来了好多拖拉机吧医院的路给堵了起来，场部也不是吃素的，调来保卫干事就准备动手，这一动手不要紧，知青们全都翻了脸，两边立即就动起了手，闻讯而来的知青越来越多，保卫干事大败而归，知青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又直奔景洪，去州委讨要说法，并提出了三个要求：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改善农场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追认死者为烈士，给死者家属相应的烈属待遇。州委挺了四天，眼看事态有扩大的趋势，就仓促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请愿知青准备返回农场。这就是著名的“橄榄坝事件”了。
　　
　　橄榄坝知青去州委请愿的消息迅速传遍景洪农场，我听说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以后了，是班长跟我说的，他自从高考落榜以后整个人变得很是愤世嫉俗，常常哀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济，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就我本人的观点，就他那衰神附体的德性能当上班长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得陇望蜀上大学，简直不知羞耻。
　　
　　我忘了是谁组织的，也许大家全是自发的，我们景洪农场知青决定罢工请愿，去州府讨个说法，让州府的领导看一看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请领导们给知青的命估个价，算算我们到底贱到什么程度。参加请愿之前班长写了条大横幅，准备游行时用，横幅上写着“草奸人命”，虽然字写错了，但是班长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我们，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菅”字怎么写。我并不认识这个徐玲先，但是对于她的死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想当时大多数知青都是这么想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不这么想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活命靠自己。如果不想做下一个徐玲先，那就是时候为了活命挺身战斗一把了。

游行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很适合举行大规模集会，按照孙子兵法上的说法，我们算是占据“天时”了。去景洪的路我们很熟，也知道州委大院在哪，这个算是“地利”了。那天去游行的拖家带口连老带少足有几千人，我都不知道我们景洪农场有这么多人，这个算是“人和”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师出有名，按说应该是胸有成竹。可是当时不只是我，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因为不知道州委会怎么对付我们，要是像74年那样再来一场“人民战争”，我们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州委的人刚对付完橄榄坝农场的请愿知青，听说又来了一拨，人数是橄榄坝知青的好几倍，所有人脑袋都大了好几圈，看那意思是想让老天爷降下闷雷把我们全劈死，他们也就省事了。我们当然不能遂了他们的愿，几千个人把大门一堵，只准进不准出，除非州委的人化装成苍蝇飞出去，否则一个别想出门。平常都是我们知青走到哪人人喊打，今天好歹做了把主人翁，心里的感觉还是很爽的。
　　
　　这招很有效，州委很快就挺不住了，让我们派代表出来，说省、州委的领导要跟我们谈，谈就谈呗，还能谈死我们不成？我们就选了代表跟他们谈，选代表的时候我选赵跃进，赵跃进选我，我们俩各得一票，很遗憾的没能当上代表。当不上就当不上吧，反正我们俩也难登大雅之堂，真要进去跟领导谈，谈得好还罢了，谈不好赵跃进急了要来“猴子偷桃”，再捏坏了个把领导啥的，那可给全体知青丢人了。
　　
　　代表们进去跟领导们谈判去了，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代表们出来了，我心想谈得这么快？看来领导也是人，不是所有领导都一肚子狼心狗肺，还有个把有良心的。正准备上前道贺，哪知道代表们一个个脸色铁青，说州委领导根本当我们是个屁，上来就扣帽子，说什么“煽动知青闹事，破坏上山下乡”，没谈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我们只好退场以示抗议。
　　
　　谈判没结果，又不能老在州委门口呆着，人家在里面有吃有喝，我们在外面西北风都没得喝。想想不是办法，代表们就决定先回农场，继续罢工。
　　
　　回到农场以后，知青们成立了个“罢工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罢工，我和赵跃进的人望太低，也没能进入罢工指挥部，只好继续做普通罢工知青，由于赵跃进身在场部猪圈，猪圈离场部领导比较近，便于就近打探场部情况，所以赵跃进被委以探子的重任，负责全面观察场部领导的动向并随时向罢工指挥部报告。我怕赵跃进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场部领导（非常难以区分），提出异议，被否决，还险些被逐出罢工行动，心情非常低落。
　　
　　王连长听说我们要罢工，急得满嘴起泡，看上去就像嘴上被人踩了一脚。罢工第二天就带着韩连长急匆匆来找我们，想劝我们退出罢工，继续上山割胶，我们不去，王连长就急眼了，把我们全连的知青都叫出来集合到连部门口，跳着脚的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真是蠢的可以，罢工顶个几巴用，跟州委对着干，你们这不是找死吗？你们这么搞，本来能回城的现在也回不去了，我他妈的说你们什么好？”
　　
　　我们班长说王连长，我们没打算跟谁对着干，我们就是想回家，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哪一个有人样？我韩智敏68年到这儿，现在都十年了，十年我只回过一次家，我妈死了两年我都不知道，我他妈的还算个…。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王连长说我不是不让你们回家，我姓王的也有爹有妈，可是你们这么干，只能激怒领导，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使自己的处境更不利。
　　
　　我说王连长你拉倒吧，我们的处境怎么更不利？我们现在这个状况还有更不利的余地吗？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么农场知青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们像畜生一样从早干到晚，挣得工分不到当地农民的四分之一。我喝玻璃汤喝了快五年，连赵跃进养的猪都比我们吃得好。就算我们是畜生，也不能把我们往死里造吧？就是当畜生我们也要回家当，你是不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
　　
　　一个女知青走出队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王连长说：“王连长，你放了我们吧。”说着就给王连长下跪，王连长一把拉起她，声音明显发颤：“行了，我明白你们啥意思了，我啥也不说了，就想劝你们一声，要是打起来了你们可千万别往前面冲，你们可千万别他妈的出事。”说完又转身对韩连长说：“他们的工分照常记，一个都不准扣！”
　　
　　王连长躲到医院去装病，场长书记去找他让他做工作，他就躺在病床上做假死状，翻白眼吐白沫的，搞得大夫们要把他拉到急救室抢救，场长书记没办法，就逼着韩连长来找我们谈，韩连长更狠，直接搞了二斤巴豆吃下去了，天天在家拉得昏天黑地，隔二里地都能闻见味儿，蚊虫小咬被熏死不计其数。场长书记找不到人，自己有不敢来跟我们谈，只好躲在场部里天天等上级指示。

上级指示说来就来，没过几天中央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就是赫赫有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四十条》里明确指出，边疆知青（包括农场知青）要在所在地就业，今后一律按照国营单位青年职工对待，不再享受国家政策的照顾。《四十条》一出，边疆知青举众哗然，这表明从此以后，我们连知青都不是了，我们变成“青年职工”了，我们将永远扎根边疆，直到死掉为止，或许等我们死了以后有人会把我们的尸首埋在我们亲手种的橡胶树作肥料，权当最后贡献。
　　
　　
　　
　　想到要变成橡胶树的肥料，着实令我们胆战心惊，现在的形势可谓骑虎难下，既无退路，只好放手一搏，且看是鱼死还是网破吧。罢工指挥部立即组织赴京请愿团，准备到中南海去伸冤。我和赵跃进很想参加如此伟大的壮举，就又到罢工指挥部毛遂自荐了一把，结果还是一人一票，惨遭淘汰。说句题外话，我这辈子只要是努力争取过的事，没一样干成过，简直倒霉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步，可是事实如此，实在叫人绝望。那时候我多想做一把风云人物，为了能让历史记住我的名字，甚至愿意献出生命，慷慨赴死。等到多年以后，人们提起云南知青大返城，脑海中就浮现出我高大威猛的形象，舍生取义的壮举。都将为我不胜唏嘘。这些最终变成我的白日梦，事实上，我为罢工做出的唯一贡献就是——此次罢工没有因为有我加入而最终导致失败。这真是让我倍感欣慰，因为后来我参加过许多事，他妈的没有一件成功。
　　
　　后来的事大概大家多少都有耳闻，请愿团使用暗渡陈仓之计，北上到昆明，见了省委领导，省委领导使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人偷了知青的路费，并布下天罗地网，把妄图混上火车的知青全部擒获。请愿团被逼入绝境，在昆明火车站以东卧轨示威，以示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同时在农场的知青扣押农场领导作为人质，以示支援。我们也准备扣押场部领导，可是没抓着人，这件事我一直怀疑是王连长通风报信，可始终没有证据。后来我问过他一次，可是他跟我装傻。
　　
　　卧轨行动持续三天，导致昆明铁路动脉瘫痪，多趟列车受阻，其时正是中越关系剑拔弩张之际，卧轨行动导致军列受阻，终于惊动了中央。中央同意接见请愿团，以三十人为限。请愿团顺利到达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王震将军，结果被王老将军臭骂一顿，说他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违反了知青政策，属于闹事行为。王老将军骂完人之后，又说中央已经派了调查组下去考察知青现状，让知青们回去帮助干部转变作风等等，众知青被王将军连哄带吓，顿时方寸大乱，请愿无疾而终，代表们只好决定回去。在回西双版纳的路上，请愿团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给中央领导添了麻烦很不应该，心里很过意不去，回去要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等等。
　　
　　说老实话这件事做得可是不够漂亮，你们是代表我们云南6万知青去的，是让你们替我们说话的，你们可倒好，被人家两三下干得瘪茄子了，还写信道歉，倒什么歉？我们错在哪了？
　　
　　这个话也许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毕竟是中央啊，是人民大会堂啊，谁见过那么大的世面啊，要是换成我，没准会让王震吓死过去。想想也不能全怪他们，实在是去得人少啊，人要多点大家相互壮壮胆子，大概不至于被吓唬住。毕竟当时王震已经七十多岁了，难道还把我们都枪毙了不成？
　　
　　道歉信的事传到版纳后，勐岗农场的知青不干了，也开始罢工，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把请愿团狠批了一顿，说请愿团不能代表云南6万知识青年，知青坚决要求回城。听说中央调查团要来勐岗，勐岗知青组织了一个“绝食敢死队”，等中央调查团到勐岗的时候，敢死队已经绝食了三天，有人饿得都休克了。调查团跟知青开始对话的时候，几千人黑压压的跪倒在主席台下，有个北京知青冲上主席台，当场割了腕，血喷了调查团成员一身，调查团又惊又痛，好多人都掉了泪，一则是被这场面震撼住了，二则调查团这几天也确实看到了云南知青的生活，确实不是“惨不忍睹”这四个字能形容的。
　　
　　调查团听了知青的要求后立即通电中央汇报了情况，中央经协商后出台了国务院“六条”，大意是说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城。消息传到云南，整个西双版纳欢声雷动，响彻云霄，我们可以回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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