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比尔·盖茨夫妇和巴菲特承诺不会"劝捐"，但他们的慈善晚宴邀请还是让不少中国富豪感到尴尬。不少人干脆拒绝邀请，但如果因此认为他们吝啬，就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中国人从来不缺慈善的传统，两千年前的先秦诸子百家中，就有孔孟"求仁"、墨子"兼爱"的主张，而汉朝之后佛教传入中国，也讲求"慈悲为怀、积德行善"（也许这就是慈善一词的来由吧）。
　　而且，"裸捐"在中国也并非新鲜事儿。春秋时期越国政治家范蠡，曾经三次把赚来的巨款全部分给穷人，《史记》中称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汉朝光武帝时有位叫宣秉的大官，把历年俸禄所得尽数捐赠给贫苦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历史上这样的慈人善举还有很多，如范仲淹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至于民间施粥赈灾、修桥助学的善事，更是数不胜数。
　　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官方慈善机构，少说也有1000年的历史了。汉唐时期佛教寺院的慈善活动长盛不衰，寺院用信众捐赠开展济贫、赈灾、医疗、宣传行善等活动，他们算是非政府、非盈利的慈善机构。唐朝后期，朝廷废天下寺院，慈善工作开始转为"官办"。到了宋元，官办的慈善机构越发完善，有救治贫病老人的"安济坊"、收养孤儿的"慈幼局"、提供医疗救助的"惠民药局"等。
　　由此可见，我们的慈善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官民齐上，不亦乐乎。但同样是做慈善，"官"与"民"的出发点和目的却大不相同。
　　民间慈善的主体是"民"，行善者或出于恻隐之心完成自我救赎（积德），或出于道德责任达到自我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官办慈善，更多是为了彰显"皇恩浩荡"，来自朝廷的施舍和救济，让苦难百姓不禁感激涕零、山呼万岁，深刻体会作为一个臣民和奴才是多么有福。
　　现代社会，情况当然就不同了。此次比尔·盖茨基金会来华，向中国的富人们宣扬的慈善，想必会有更新的角度。中国受邀赴宴的富豪们，也很期待学习海外的慈善基金运作理念。
　　值得学习的不仅是理念，还有慈善基金运作的成熟机制。美国的慈善业高度发达，从一组数字中可见一斑：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50%的人们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000多美元；全美共有160万个以上的非赢利机构，掌握的慈善资金为6700亿美元。
　　非盈利机构不单纯是慈善组织，在美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把社会分为3个大部门，分别为政府、企业（盈利机构）、非盈利机构（包括各种慈善组织、宗教福利团体等）。
　　三大部门各有侧重，政府是维护社会规则的裁判，企业以赚钱为最大目的，而冰冷的规则和残酷的商业竞争，势必导致某些社会责任失缺和不公平现象存在，非盈利机构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口。
　　美国的慈善事业之所以高度发达，有多方面的原因，经济实力雄厚、人民富裕、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是大前提。但是，其社会制度给予慈善事业的方便、保障和激励，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社会制度包括高额的遗产税、高效的免税机制，以及透明的监督机制。
　　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成长，已经具备了慈善社会的诸多条件，中华民族也素有慈善的美德。而且，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广泛存在，有许多需要救助的社会群体，也有许多需要承担却找不到肩膀的社会责任。
　　有一些人自发地站了出来，投入很多精力和金钱，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但往往他们越是认真，就越体会到艰难、痛苦。慈善人士李连杰近日面对媒体表示"壹基金面临危机"，想必是遇见了这种痛苦，而诸多富豪面对慈善邀请踌躇不定，不一定是"吝啬"，也许更多是对"艰难慈善"敬而远之。
　　当前慈善事业最大的艰难，在于呆板的机制。捐款支出抵税难、募捐收入财政化；慈善支出不透明，层层盘剥丑闻不断；民间组织难以独立身份开展慈善活动，必须"挂靠"才能名正言顺。这些问题，正在让慈善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甚至演变为一场"秀"--捐款成了表态，公益成为公关，仅此而已。
　　如果社会真是由政府、企业和非盈利机构三部门构成的话，三者应该各就其位，谁管社会治理、谁管赚钱、谁管慈善，这应该很容易分清楚，如果什么都要管，那肯定什么都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