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有制的旧社会，土地对于农民来说，那是身家性命，是一家人赖以生存、子孙得以发展的命根子。农民离不开土地，犹如鱼儿离不开水。就是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日思夜梦也在盼着自己拥有一块土地的那一日。有不喜爱土地、不想拥有自己一份土地的农民吗？没有。这就叫土地情结。能证明自己拥有土地的，是土地契约。割舍不下土地契约的，那叫土地契约情结。我的父辈、祖辈、曾祖辈三代人，就有过这种情结。
　　2004年11月，我八十六岁的老父亲过世了。在检视他的遗物时，在他居室的墙缝中，偶然发现了一个纸卷包，打开一看竟是十来份土地契约等文书。这可是他从未对人说起过的事！
　　我祖父是个识字人。记得小时候，家里曾有过洋版的新旧约圣经、民国时代的国语课本之类，因有封资修嫌疑，约在六十年代，都付之一炬了。据说，还有过族谱什么的，也不敢留，通通毁掉了。家里还有祖传的铜脸盆、铜茶壶、铜水烟壶、铜烟袋、铜烟嘴、铜钱币等铜质的东西，俱上交支援国家建设了，甚至连箱柜上的铜交链、铜锁扣也未能幸免。当时乡政府的收缴口号是："谁家里有铜不交，等于是窝藏反革命！"祖父在六十年代初就去世了。
　　父亲曾三次当选为生产队长，不幸赶上"文革"，被队里的"造反派"，打成"走资派"，颈带数十斤重的圆类墩子，刮得鼻血长流，押着游生产队示众。如果发觉家藏土地契约，那更是妄图"变天"的死罪。可说，父亲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保存这些契约文书的。
　　父亲保存下来的，仅土地契约，即有八份。其中，曾祖父买进的田地契约有三件，时间分别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十八日、民国二年 （1913年）十二月初八日、民国四年（1915年）三月廿八日；祖父辈买卖田地的契约有两件，时间分别是民国廿七年（1938年）元月廿二日、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月初八日；父亲买当田地的契约也有三件（两件买契、一件当契），时间均在临近解放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两个初八及十八日）。在这些契约中，有两件红契（即经过纳税而由官厅盖印的契约）弥足珍贵：一是清朝光绪年间的那份，不仅时间超过了百年，而且还有"巴州正堂邱"颁发的"执照"（执照第壹佰伍拾壹号），并赫然盖着六方红色大印；二是民国廿七年那份，为洋版纸"四川省政府官契"，后半"契格"内填写具体内容，它是祖辈的一份卖契，买者为当地罗姓头号人物，不太大的一份契约，竟然盖了"四川省政府印"、"四川省财政厅印"等十二方红色大印，其中与"巴中"有关的一方印章内还写有"此系被匪遗失照案补立之契约如发现新买契约……"字样。其余的六份土地契约，均为白契（即未经官方登记盖印的契约）。如果是族内买卖田地，契约后署"族中证人"、"代笔人"姓名，并于姓名后划"十"字；如果涉及族外，契约后要署"亲证人"、"中证人"、"笔证人"姓名，并于姓名后划"十"字。虽为白契，但它彰显的是"诚信"二字，在人们的心目中同样具有法律效力。无论是红契还是白契，每份契约中都写明了出卖原因、田地亩数、四至界畔、钱谷数量、当面清结、两无反悔等内容。
　　为了验证这批契约文书，笔者曾与双流棠湖中学的语文教师南武妹，专程前往南江、通江、巴中等地档案馆，在当地有关领导的大力协助下，查阅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相关资料，结果竟一无所获，无功而返。此次查阅经历，更凸显出这批家传契约文书的价值。
　　我父亲保存的这些契约文书，是从曾祖父开始一代代传下来的。这家传的土地契约文书，见证着百年沧桑巨变。在清代，我的祖上原是无地的农民。曾祖父靠着省吃俭用，理财有方，家境渐殷实，先后置买了三份田产，也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盖起了带转角的数间房屋。在为祖父两兄弟分家时，曾祖父为了避免儿孙变卖祖业房产，竟想出了将拐角处相连的一间房屋的楼下部分分给我祖父、楼上部分分给二祖父的法子。使房屋两相交错，谁想卖也卖不了。在分家时，曾祖父挣来的这三份土地契约，也像宝贝似的传给了我祖父。
　　进入民国，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后，四川继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成为祸害的，是罂粟和鸦片烟的泛滥成灾。家家户户种罂粟，满山遍野绽放着诱人的美丽花朵，许多人家却因此而家败人亡。无奈，我的祖父和二祖父也都沾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我祖父因抽鸦片，卖光了所有的田产，已是穷得叮当响，好在红四方面军来了，建立了川陕苏区，我祖父当上了红军钢厂的经理，我父亲成了最年轻的红军战士；二祖父因抽鸦片，不仅卖光了田产，两个儿子也被活活饿死了，为了活命只得替人往汉中背盐巴、铁锅等，以当背老二下苦力谋生路。土地没有了，可这证明曾经拥有过土地的契约却舍不得丢弃，于是又传到了我父亲的手里。
　　我父亲非常崇拜我的曾祖父，认为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一个人。父亲的最大心愿，是要把祖父辈卖掉的田地重新买回来，重振曾祖父时的家业。直等到解放前夕，他才有了一次机会。拥有土地的地主，已经预感到末日将到，便开始贱卖田土。甚至托中人找上门来，哀求我父亲一定要买下。因此便有了父亲自己的土地契约。土改时，我祖父、二祖父家都是贫农；独立门户的父亲，正是因为买了这上当田地，成为了中农，尽管人民政府给我家新分了不少田地，结果还是被内定为上中农。
　　其实，曾祖父买进、祖父辈卖掉、父亲上当又重新买进的田地，都只是小块的田土，最大的一块也赶不上现今一个足球场的面积。但就是这几块小面积的田土，在这人多田少的深丘山区，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足以养活一家老小。解放以后，土地虽然都入了大集体，但哪块田土曾经是哪家的，都还能很容易地分辨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家乡建设突飞猛进。火车通到了南江县乐坝镇我的家门口，因修货运火车站、建国家储备粮库、修建液化气站，搬掉了一个个小山头，填埋了一块块小田地，昔日土地契约上描述的那些田地块，早已荡然无存。儿时的家乡模样，也只有到梦中去寻觅。我父亲亲身体验到了这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苦与甜，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沧桑巨变发出过由衷的赞叹。
　　对于父亲来说，昔日的土地契约，已没有了任何意义。但是，深埋在他心底的这份情感三代人延续下来的土地契约情结，却永远也割舍不了。这是一个农民难以解开的心结，可正是这一深埋心底的死结，成全了这批家传契约，使它得以重见天日，并保存到了百年以后的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