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之谓也。
在"逃离北上广"成为网络流行语之时，早有一部分精英，在一线城市历练多年之后，主动选择"战略转移"，在二线城市中打理自己的人生。
新周刊杂志曾盘点"逃离北上广"们放弃大都市的10个理由。这10个理由分别是：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一线城市是"漂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对这些移居二线城市的他们来说，新城是重新安置生活与理想的居住地；
人与城，在新的历史时间点，努力兑现着彼此的梦想……
有一个沈阳姑娘，叫李晗静，刚失恋了，想逃离北京太多的触景生情，逃离这个需要她坐在星巴克发呆，给路人甲和路人乙设计对话以打发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个滁州小子，叫鲁誉，接受不了两个人在北京吃一顿饭要超过七八十块钱，想退到重庆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里，二三十块钱会让两人吃得很高兴。
出于生活成本的计算，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出于事业发展的另辟蹊径，出于思乡情结，他们打消了对"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迷恋，决定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数量，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得亦如我们自己。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网站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在近1500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超过八成的"北上广"居民想过到二线城市发展，这其中，已经付诸实施的占到四成。
对他们而言，"北上广"的生存难再留恋，地级城市又难以满足他们久经历练的人生的需求发展，于是，"二线"城市(众多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包括重庆这样的西部重镇)，成为这些城市精英们的流动方向。
梦想转舵
1977年出生的李晗静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阳电视台编导，做了四年。
"当时我的想法：这个城市有我的梦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书，我争取要嫁一个北京人。"
奋斗型加家庭型的女编导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标，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大红大紫的柴静。
一毕业就来到北京的"80后"男生鲁誉更是对首都充满了向往，血脉贲张。在大学里学习艺术管理的他觉得必须来北京，理由很简单--"文化之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汇集。这里的机会俯拾皆是又光怪陆离，去"北上广"，既是生存发展需要，也是内心情感需要，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信仰。成批的怀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涌入北京--北京已经成了"梦想"、"奋斗"的符号，代表着向上的希望。
梦想向上，生活却有自己的轨迹。
在沈阳从不计较请人吃饭谁埋单的李晗静，在北京三里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个月的工资时，便开始掰扯着请人吃饭的次数。如果超过两次，她心里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对方来。
每天要从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环倒了公交倒地铁、奔向东四环工作地点的鲁誉也觉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过于漫长，漫长到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密切联络，漫长到想每天晚上12点之前入睡都成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
19世纪的法国巴黎，早就演过这样挣扎的一幕，巴尔扎克本人深有体会。他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表达，在今天中国的"外省"青年读来，依然会激起强烈的共鸣。
李晗静和鲁誉，"70后"和"80后"两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时生存条件并不算差，或许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都过着跟他们大同小异的日子。他们有些已购置房产，有些还要遥遥无期地租住下去；虽然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大概都可叫做"白领"，但white-collar 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种。
这个城市希望他们成为"中产"，因为"中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越多，社会发展才会越健康。在城市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的今天，"中产"的潜在人数(如果从职业性质、受教育程度来鉴别的话)的确在膨胀，但他们要么有"中"无"产"，要么因"产"返"贫"，没有过上与阶层名声相匹配的富足生活。
赚钱的压力，让李晗静越来越看重收视率，以前受到的"新闻要关注人的灵魂深处"之类的教化，已经悄悄更替为"电视就是为大众制作娱乐产品"，这一转换的合理性是"毕竟是广告商养我们"。另外，采访对象给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摄，或者在新闻现场遭到农民围攻，这些极富冲击力的场景上演得多了，李晗静开始对自己要为之奋斗的职业产生怀疑。
理想和现实之间亘古不变的冲突，向她泼出一盆冷水。
那种冰凉的感觉，对鲁誉来说更切身一些。
他觉得没有房就没有归属感，没法安安心心地奋斗，赚的钱花得紧巴，"没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尊严感"，"没有归属感，没有留恋，慢慢地就对一个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晗静发觉自己永远成不了柴静，加上失恋的情感渲染，她决定离开。
鲁誉在反复的成本计算中发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决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