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越来越需要艺术品的消费。
　　"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这是流行于明中叶徽商中的一句熟语。据史载，明代中叶的民间艺术品市场，形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派是江南文人，他们都是学富五车而又具有鉴赏力的大藏家，如嘉兴的项元汴、无锡的华夏、苏州的文征明与太仓的王世贞等。其中尤以项元汴名气最盛，他本是嘉兴富贾，收藏之富、鉴赏之精，在明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另一派则是徽商，此族人财力雄厚，凭借着他们儒商的文化底气，对书画文化表现出来的购买热情，比江南藏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没有深厚精明的鉴赏能力，却能"不惜重值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见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不少人曾对徽商争购艺术品的热情，嗤为"附庸风雅"之举。其实，徽商才是真正懂得艺术品的知音，他们的行为，套用今天的话是在"艺术品消费"。
　　我们知道，艺术品是精神财富，同时又是一种物质财富，这种双重性，构筑起它的商品经济价值。既然是商品，那就有它的消费属性，例如欣赏音乐、观看戏剧、阅读文学与观摩美展等，都是一种消费行为。作为历史文化最重要载体之一的艺术品，它的消费属性，尤为突出。现在，人们一谈到艺术品，有一种倾向，不是保值就是投资，好像除此之外，就无其他功能。
　　回顾历史，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是在消费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我们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到的堪称玉器之王的"大禹治水"山子，当年乾隆爷不惜工本制作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投资保值，而是作为宫中的一件陈设品，也就是说是一种艺术品的消费。诸如此类的消费举不胜举，像紫檀家具、自鸣钟楼、珐琅器皿、文房用品、书画楹联等等。为了这种艺术品消费，清廷还在皇宫里建立了内府造办处，以制造各式艺术品。就连那些官窑瓷器，在当时绝大多数，都是一种消费行为。
　　皇家是如此，民间更是如此。清末民初崛起的海上画派，涌现出了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蒲作英、王一亭，这些巨匠大师之所以能展施各自的才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根植于发达的经济基础上，为商品经济市场提供艺术品消费资源。如今，我们在拍卖会上见到的这些名家大作，在当时大多为婚寿喜筵或厅堂陈设而创作的，当然还有那些附庸风雅的需要。再拓展一点，中国近现代的画坛名家，有几位不是为艺术品消费而创作的，像齐白石、像张大千、像沈尹默。书画如此，其实艺术品更是如此。
　　倡导艺术品消费，就是让艺术品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来。多一点艺术享受，少一点功利浮躁，不要再唯"投资、升值"一家独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