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发表两篇文章:《干得多，能挣得多吗?》、《提高"劳动所得"势在必行》,呼吁改变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在中国这场收入分配改革的权利与权力对决中，我们将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访谈嘉宾
孙群义：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卓勇良：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
夏业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1914年1月5日的早晨，亨利·福特，一个还不甚知名的汽车制造商，宣布将支付工人每天8小时工时最低工资5美元。这一举措，既缩短了每日的工作时间，又将大多数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数额提高到了原来的两倍以上。这并非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相反,福特的工厂的门口排着几百人的失业者长龙，福特的初衷是："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
这一看似违背"常理"的决定，却给福特带来了回报。工厂的生产效率增加超过了2倍，利润也随着增加。福特的发现，也为经济学对劳资关系的解释带来了新的视野，即雇员将对更高的工资报以更大的努力。从此，福特成了一个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而福特主义则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福特要是在今天的中国，一定会是众望所归的英雄。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财富，却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极化的现实。
一组组数据，无不在提醒着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财富格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卓勇良，2006年就研究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问题，他用两组数据来提醒痛苦指数增长的严重性。第一个数据是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1985年在每一元GDP分配中，劳动得到0.56元；2008年，劳动在每一元的GDP分配中，只能得到0.36元。资本得到了高于劳动的收入份额，我的估算是约40%，比劳动所得高10多个百分点。再一个数据就是关于浙江城镇收入差距大幅扩大的数据。1990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是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2.77倍。而到了2008年，这一收入差距达到8.32倍，扩大了整整3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和赵人伟等学者一起，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蓝皮书表示，全国85%家庭买不起房，房价远远超出家庭收入，土地招拍挂制度导致寡头垄断。2009年农民工的房价收入比为22.08倍，对于农民的城镇房价收入比为29.44倍。
根据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一份调查，有56%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如果低收入群体的薪资无法增加，那么基本生活将会受到影响，"穷忙族"将会进一步涌现。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把过去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成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这显然与福特主义不谋而合。可是，相同的理路却是不同的"国情"，在中国这场收入分配改革的权利与权力对决中，我们将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呢？
劳动所得遭"双重挤压"
时代周报： "干得多，挣得少"，"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在涨"，这成了多数人的一种普遍感受。时下，"劳动所得偏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反映了一种现在的经济现实？
孙群义：全国大约有7.6亿劳动者，大致可分布在三个层次的劳动力市场。第一个层次是高端劳动力，这是供不应求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受国际同类劳动力薪酬的影响，工资涨幅是最大的，数量大概是两三千万；第二个层次是接受过系统专业技术培训，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力，数量约有一个多亿，其工资水平主要受企业效益及行业、地区关系影响；剩下还有6亿左右是属于一般的劳动力，是第三个层次，一定时期内，低端劳动者是供大于求的，是低工资、多就业的市场格局。
卓勇良：中国当前劳动所得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美国这一数据的1/2，欧洲的3/5，日本的7/10。
当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是多因素交织而成的。第一，劳动力供大于求。第二，政府存在着严重的重资轻劳的政策取向。这就导致了投资饥渴症，在GDP考核或者说GDP主义的驱动下，特别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非常积极，但是对工会的建立、提升工人的谈判能力，就不积极。第三，低估人民币汇率对于劳动利益的长期损害。
夏业良："收入分配严重不合理"，这种听起来貌似合理的说法，背后反映的是市场化机制在萎缩，而计划思维越来越强化，越来越多地要依靠权力。中国市场化的进程推进了这么多年，现在回过头来，又要依靠行政机制来调节社会收入，这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
时代周报：完全靠市场化，可是由于职工与企业是不对等的，我们看到了"血汗工厂"。
夏业良：过去的"民工潮"，到现在的"民工荒"，就是一种市场反应机制，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劳动力配置状况。现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劳动力是无限地供给，到了一定的程度，如果是"血汗工厂"，你就是招不到工人。有些人觉得自己能够替代市场，其实没有人能够替代市场。所以这是不用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把影响市场化进程的障碍给搬除。是计划安排得合理，还是市场安排得合理呢？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充分地做了证明。现在怎么又想走回头的老路呢？！
时代周报：有一种说法，劳动所得偏低是源自一种双重挤压，即"利润侵蚀工资""税收侵蚀工资"，大多数人成了"穷忙族"？
孙群义：1990年代初的时候主流观点有两个判定，一个判定是"工资侵蚀利润"，当时是国有企业为主，工资增速过快，所以说要调控这个比例关系。当时物价还是计划经济，要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所以要对职工收入的增长有所控制；还有一个判定，在财政收入里面，整个GDP里面财政收入比的下降，财政收入里面中央可调控的比例下降。所以在后来的宏观政策调节上，就是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加大财政收入的比重，加大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目前的状况不能排除当初的宏观决策因素。这个结果不能说是失误，而是有一定的政策导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