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建言：应尽快调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以防范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事实上，对人口问题稍作研究就能发现，中国在这一领域正面临着前无古人的巨大挑战，这是由我们与众不同的两大基本国情所决定。
　　一方面，任何国家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人口逐渐老化。然而西方国家通常是在100年的时间里完成工业化，因此生育率降低是个缓慢的过程，对社会的冲击也是个逐渐释放的过程。但即便如此，西方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已让各国政府头疼不已。
　　反观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乎是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在开动工业化的车轮，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人们的生育意愿也正以远超西方的速度在急速下降，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这一现象尤其明显。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伊始，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人口，加快追赶西方国家的步伐，我们实施了全世界最严格的生育管制措施，即"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质上，用强行干预的办法，人为加快出生率的下降步伐。
　　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使得中国在人口方面用短短30年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我们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低生育水平，这使得我国在未来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未富先老"已清晰可见。
　　据联合国预测，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15年前后达顶峰，即便是劳动人口数量也将在2020年后开始步入下降通道。这意味着，届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将进入长期的人口负债时期。
　　草根的观察表明，建国后第一、二次人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在推动了过去30年的高增长后，未来将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尤其是1962-1973年的第二次婴儿潮，累计出生近3亿人口，是人口史上最大的一个人群：这群人进入学龄时则出现上学难，轮到就业，各地政府为就业问题操碎了心；而在过去的15年，正是他们年富力强、创造财富的最高峰，中国经济亦进入了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快的阶段，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在买房热、买车热、买基金热的背后，最活跃的依然是这个群体的面孔。然而再过10年，这个庞大的人群将集体步入退休年龄，由生产者变为纯粹的消费者，谁来接替他们的工作？谁来为他们养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专家提出，允许生育二胎，通过增加未来劳动人口的数量，来减缓老龄社会的冲击。
　　在我看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必要的，然而其效果却并未必乐观。因为简单地再多生一批人，并不会减少业已形成的庞大人口，短期内我们却需要抚养更多儿童，进一步加重人口负债，可能会对2020-2040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小的拖累。更何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已是大势所趋，二胎政策在中产阶级中恐怕难逃应者寥寥的结局。
　　远水难解近渴，在迫在眉睫的老龄化面前，更现实可行的策略，是把提高人口的质量摆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上。像当年抓超生一样来抓教育，实行"教育一票否决"，把教育立国、科教兴国真正落到实处，最终通过持续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效率、深入挖掘现有人口的巨大潜力来应对老龄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