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记述的是一组有关国家创建者的故事。
　　他们，为中国完成了晚清以来的首次经济统一，其艰难与风险，丝毫不亚于疆土的天下归一；他们，运用经济金融策略，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较量中不断扩大战果，从农村到城市，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为国家当家理财；他们，甚至还曾"潜伏"在国民政府的金融核心，让国民党的经济大溃败并一发不可收拾。
　　陈云："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949年8月3日，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59天。
　　从****新竹机场起飞的B24机群，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飞抵上海上空，向江南造船厂投弹30多枚。
　　不过，空袭警报和爆炸，并没有打断百老汇大厦一些住客的工作：包括陈云在内的158名中共高级经济干部，仍在讨论如何解决比空袭更为严重的问题--过去由各解放区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这五六百万人的给养如何解决。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949年5月10日，"小个子"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
　　据周太和回忆，陈云曾在东北工作时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全东北财经，在他的筹划下，百万东北野战军依靠充足的给养，不仅打赢了辽沈战役，还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毛泽东随后与周恩来商定，调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一统天下钱物。
　　1949年夏天，邓小平从上海回京。他向中央汇报说，上海"煤粮两荒，情况严重。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陈云随后致电东北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除了向上海运输粮食，还要准备接收一部分上海工厂学校。不久，中央正式开始准备疏散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
　　7月下旬，陈云到达上海进行实际调查。当时上海遭遇30年一遇的台风，黄浦江水漫上南京路，竟然可以行船。陈云带着周太和，涉水到各类物品交易所了解情况。
　　就在陈云达到上海前一个月，投机商操纵上海银元价格暴涨，带动物价上行。上海市政府筹集了10万块银元抛出，竟然毫无起色。
　　最后，由曾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带一营解放军查处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抓捕200多名投机骨干，银元之战才以胜利告终。
　　投机资本随后转向大米、棉纱等物资领域，导致上海7月物价比6月上涨1倍，并波及北平、天津，致使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3倍以上。
　　7月27日，由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负责人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这也是所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讨财经对策。
　　10月，上海又爆发"棉纱风波"：投机分子集中攻击纱布，导致上海的纱布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棉纱上涨带动了其他物资价格，并波及华中、西北。
　　中财委按照既有计划调拨物资，一战而胜。
　　1950年春节，上海的投机势力开始囤积粮食。但此时中共从四川征集的4亿斤大米已进入上海，华中、东北的粮食也源源不断地运到。再战再胜，这就是"米粮之战"。新中国的经济终于走上了正轨。
　　薛暮桥：红色货币战争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其中的领队--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的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后被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暂时留下。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他有自己的一套新理论：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然而，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根据地货币与法币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
　　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
　　直到死后46年，他对创建这个国家所做的真正贡献，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1963年8月13日，副部级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一名36岁的应聘者。
　　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
　　应聘者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李约瑟称赞这本书说："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他后来还邀请冀朝鼎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作序。
　　冀朝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
　　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返回国内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回忆说，冀朝鼎生前曾告诉他，当时他白天通过美国使馆获得了大量情报，晚上就化装直接找周恩来汇报。
　　由于孔祥熙的推动和美国方面的认可，冀朝鼎最终主导了拥有一亿美元基金的平准基金会。
　　1944年，孔祥熙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由于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领导外汇核心部门的冀朝鼎，开始对国民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逐渐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最信任的经济学家。连他参加革命的弟弟、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也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
　　陈立夫对于冀朝鼎在内战期间的作为充满愤怒，他认为，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已受山西同乡傅作义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后来，傅作义就是在冀家在北京的老宅里决定起义的。
　　冀朝鼎曾向廖训振讲起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时的一件趣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解放军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
　　"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廖训振说。
　　冀朝鼎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利用他在西方世界的良好关系，突破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并建立了新中国的外贸体制。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去世。
　　廖训振说，冀朝鼎在50年代就提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并成立了国际贸易仲裁处。但随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冀朝鼎建设新国家的计划，直到他死后15年才开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