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要为富民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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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无论在微观经营机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更是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就算抛开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粗放式增长，以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谈，对经济增长本身至少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一是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却相对较低，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基数较大，其实根本的课题在于为什么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跟不上GDP增长的步伐，表现出相对的滞后性？二是从国内来看，数据显示2007年山东省和广东省的GDP分别为25965.91亿元和31084.10亿元，但是广东省的人口多于山东省，综合起来，人均GDP相差不大，可为什么广东省的居民显得比较富裕，而山东省的居民却相对比较贫穷？（见表1）
　　这两个现象生动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GDP的增长或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不等同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提高，至少两者之间存在着错位。理解这一事实背后的原因，需要我们去考察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主导力量。
　　积极的财政政策虽做大了"蛋糕"却难以转化为居民的财富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政府投资，是容易将国民收入这一块"蛋糕"做大，但是"蛋糕"是国家的，难以转化为居民手中的财富。也就是说，实现强国目标的同时富民的目标打了折扣，这是中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山东省的窘境。数据显示，2007年广东省和山东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9294.3亿元和12537.7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投资分别为2457.4亿元和2844.3亿元，国家预算资金分别为142.4亿元和215.8亿元；而在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的统计上，广东省有1056万人，山东省却只有499.7万人。
　　政府投资挤占私人投资并抑制消费，国有经济排挤自由经济体，这是造成国家经济增长和居民生活富裕不一致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这种不一致性，应该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即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经济增长的动机和机制以及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
　　转变经济增长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明确强国和富民之间的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学解释是：从供给角度来看，就是要鼓励创新，更多地利用技术进步，而不是仅仅依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从社会总需求角度来看，必须改变社会总需求的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提高私人投资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从参与的经济主体角度来看，应当进一步实现国有企业在一些非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退出，更多地利用合资、民营、个体等自由经济体，并进一步让市场取代政府发挥基础性作用。
　　转变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机需要进一步明确强国和富民之间的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指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这是根本，也是毋庸置疑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动机可以概括为"强国――富民"，即依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导向来拉动经济增长，旨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居民收入的愿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但是实际效果表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经济增长的节奏，在经济增长转化为居民财富的环节上产生了强国和富民之间的相对不一致性。这其中有政府寻租和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诸方面的原因，对此的分析不属于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故不予赘述。既然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何不改变传统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再增加居民收入的传导机制，适当地将财政支出转向民生建设，完善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在促进居民消费的同时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种直接从经济增长动机入手的经济增长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富民――强国"，并且与传统的传导机制相比，具有独特的优点：一是将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同时作为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不仅有利于总需求结构的优化，还能实现经济增长所要达到的强国和富民目标的一致性；二是通过财政向民生倾斜，保证居民生活水平的适当提高，就可以缓解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并且可以同时释放利用财政投资"保增长"的压力。
　　完善金融制度促进财政政策转型
　　实现以上两个转变，使经济增长和居民财富增加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性，最终将要靠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更好地为自由经济体服务，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依笔者看来，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当前商业银行贷款供给与企业贷款需求之间的双向选择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突出，严重限制了代表民营经济的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当然也就影响了居民的财富。要想进一步解决贷款供求双向选择情况下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央行应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系统，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而不是一味地抑制。第二，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逐步建立分红制度，引导股民从盲目投机转变为理性投资。如果不存在一个股息派发的行为，那么整个股票市场将是一个"零和游戏"，不可能增加全体居民的财富，也就难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居民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第三，完善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人为的低利率，虽然能够刺激企业的贷款需求，促进生产，但是，本应作为金融市场价格"风向标"的利率，由于缺乏市场化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资金背后的真正供求关系，将会不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而且，若实际的存款为负利率，不利于居民财富的增加，结果将进一步扩大强国和富民之间的矛盾。另外，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并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积极发展消费信贷。
　　其次，要促进财政政策的转型。第一，将财政支出适当地由购买性支出向转移性支出倾斜，扩大转移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方面要增加对农民等社会低收入者和创业者的财政补贴，发挥财政政策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实行创业的财政激励。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私人投资和消费解决"后顾之忧"。第二，在购买性支出内部，应当削减政府公共投资的比例，尽可能地采用和保护私人投资，同时应该将购买性支出向民生工程倾斜，加强对科教文卫的投入。第三，在财政收入的构成上，应进一步取缔不合理的收费，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减少流转税所占的比例，形成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
　　危机是改革的直接诱因和推动力量，虽然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增加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惟有加快结构调整、制度建设和政策转型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真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