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自1993年茅于轼和汤敏先生设立山西临县龙水头村扶贫基金起，走入中国已有十余个年头。在受到广大借款者欢迎的同时，却一直"叫好不叫座"。若无人出钱放贷使得小额信贷缺失，无异于少了一把解决穷人和微小企业生存发展问题的利刃。因此，政府有必要推动金融组织的创新，使金融机构有经济上的动机，主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实现企业发展、人民脱贫与银行盈利的统一。国际上众多的成功先例告诉我们，如果辅以合理的盈利机制和政策扶持，小额信贷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费尽心血帮助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以及孟加拉国格莱珉（Grameen）银行的成功事迹，已为世人耳熟能详。格莱珉银行（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成功来自于政府的帮助和自身良好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它在创建伊始就得到孟加拉国央行的帮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获得央行的低息贷款。近来，其债券更是获得孟加拉国政府的担保，并且，格莱珉的发展一直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另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上，格莱珉规定借款人必须加入一个5人借款小组，贷款是否展期视小组的还款情况而定，且小组成员一般被要求缴纳一定的款项，用来成立基金以备意外之需。小额信贷借款小组为了能够得到后续贷款，会自发为违约的组员垫上所欠款项。因此，格莱珉的贷款归还率高达98％。它声称，已有超过500万的孟加拉国民众因为格莱珉提供的小额信贷而摆脱了赤贫状态。
　　如果说格莱珉银行是以助困扶贫为重点的话，那么，墨西哥的肯帕特莫斯（Compartamos）银行则是从小额信贷中赚钱的典范。肯帕特莫斯（西班牙语意为"让我们分享"）认为，小额贷款，尤其是向那些没有抵押品的微小企业提供贷款，不仅花费人力，而且成本高昂。因此，如果银行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获得盈利，就能迅速成长，并且满足更多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肯帕特莫斯向借款人索要高达79％的年利率，采用不低于12人的小组联保方式控制风险，成功实现了盈利，连续7年的平均资本收益率达到53％，从一家只有创始人阿瓦洛斯（José Ignacio Avalos Hernández）借来的25万美元资本金的小银行，成长为总资本达10亿美元的上市机构。也正是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的转变，该行的客户量大规模上升。在2000年以前的10年中，肯帕特莫斯银行是一家主要从事扶贫工作的传统非盈利机构，客户只有区区6.1万户。而转变模式后的8年间，其客户已接近100万户。虽然已经由非盈利组织变成产生利润的公司，肯帕特莫斯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服务大众的创办宗旨。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记叙了一位墨西哥女士赫尔南德斯通过申请肯帕特莫斯的小额信贷，开展袜子生意的例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曾撰文讨论肯帕特莫斯的案例。
　　总结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成功之处，不难看出，小额信贷具有发展壮大的基因，关键在于如何去推动、促进小额信贷健康有序发展，实现行善与赚钱的统一。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国有大中型银行不愿进入小额贷款业务，而小额贷款公司受制于"只贷不存"的规定，难以做大做强。为何不采取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做法，成立类似于社区银行性质的存贷款机构，并放开对其利率的管制？别国的先例已经告诉我们，高利率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坏账率和道德上的恶名，相反可以是名利双收的体面之举。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关规定，有试点地放开部分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权，让市场去调节资金供需，使地下金融机构阳光化。可以尝试设立能自由制定利率的社区银行，通过效仿格莱珉和肯帕特莫斯的事例，与国有银行错位竞争，一方面增加居民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杠杆推动小企业的发展，在盈利的同时为扶贫作出贡献。